自给和半自给的“小农”在发展中国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小农户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本身既是一个家庭（Family）又是一个企业（Enterprise），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共同体。这种双重经济特征使农户区别于一般的企业和消费者。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自给和半自给的小农向商业化农场（from peasant to farmer）的转变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经以“农民的终结”描述了法国自二战以来农业社会的转变。这种趋势几乎发生在所有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在中国，这个过程依然在进行之中。
农户行为理论存在差异
国际上比较经典的农户行为理论包括恰亚诺夫的劳役回避理论、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斯科特的农户风险回避理论。恰亚诺夫认为农户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因为农户使用的是家庭劳动力，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同步性导致资本主义利润计算方式不能在农户内部实行。农户收入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投入，农户劳动投入取决于农户劳动辛苦程度和满足程度，当劳动辛苦程度和满足程度最终达到一个均衡时，也就是因为劳动而带来的痛苦超过劳动的成果带来家庭需求的满足感时，劳动投入就会停止，这就是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学说，又被称为劳役回避理论。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农民的研究发现，在当地农民行为选择和价值标准中，对生存保障的追求远远高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农民是回避风险的，以“安全第一”作为其行为准则。农户行为不仅受到市场约束的限制，而且还受到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严重影响。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驳斥了西方社会中认为农户懒惰、愚昧和没有理性的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体系，小农和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是理性的，具有进取精神并且能够对资源进行最为适度的运用，他们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传统小农的落后主要来自于新要素和技术的缺乏。
农户行为理论的具体内容存在差异可以在农户效用层次上得到统一，不管农户是追求基本的生存以及遵循风险回避准则，还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农户行为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追求家庭在一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而不同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压力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农户效用最大化体现为对基本需求的满足，从而回避风险；在非完善市场条件下，则根据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可能体现为部分地追求家庭需求的满足和部分的收益最大化；在完善市场条件下，农户目的则可能直接体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小农”存在有深刻社会背景
华裔学者黄宗智曾经对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和农户行为展开研究。黄宗智认为传统时期的中国小农是一个生产消费共同体，生产决策部分取决于家庭的需要，部分为利润而生产，他们处在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而他们的剩余产品供应其他非农部分的消费需要。中国的小农行为既有舒尔茨所谓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同时又有恰亚诺夫所谓的满足家庭需求的目的，两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追求利润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但黄宗智并不认为市场对农户行为以及农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更为关键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压力的影响。
所以，“小农”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尽管农户都是理性的，但受到土地禀赋、生产力水平、外部市场环境和自然风险影响，其经济行为有着很大差别。由于土地的稀缺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使农民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自给和半自给的生产成为农民最佳的生存模式，这样能使他们获得相对稳定的食物。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小农经济是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违背，从而效率是低下的。马克思把小农农业等同于“小”生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农业的变化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分工，从而小农将会随着商业化转变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从而带来社会的分化。俄国的集体农庄事实上是这种观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改造传统小农的尝试。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事实上反映家庭个体经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相对的高效率，至少在满足家庭需求上是如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家庭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其中美国有90%以上的农场依然是家庭经营。可见家庭既适合商业化和规模化的农场，也适合自给和半自给的小农家庭经营，从小农向农场的转变取决于农户所面临的资源约束、生存状态、农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展和社会风险分担机制的形成。
“小农”向农场转型应具备四个条件
考虑到农户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从“小农”向农场的转型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1. 农户超越生存水平。生存型的农民大部分具备自给性的特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剩余的产品进行交换，同时也缺乏资金进行投入。生存型农民的存在和资源禀赋与生产力水平有重要关系，在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有限的耕地使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家庭只有以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才能满足家庭食物需求。只有当农民超越了生存水平（这有赖于资源状况的改善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的农产品有了剩余，才可能有交易的动机，也只有市场参与的获利大到足够购买满足家庭需求的食物，农民才会减少自给性粮食的生产，转向为市场而生产。
2. 稳定增长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市场发育从供给层面上有赖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同时也有赖于消费群体的增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除非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则难以形成持续的农产品需求，所以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产品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南美部分国家之所以早期能形成规模化和商业化农业，和早期国际市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在以小农生产模式为主体的亚洲国家，商业化农业的形成过程则要缓慢许多。
3. 要素市场的形成。要素市场一般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当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则要素市场的发展对于农场的建立和发展变得至关重要，农户要扩大生产规模，则需要扩大各种要素的投入，包括资金、土地和劳动力。如果缺乏土地市场，则农户很难通过市场获得土地以扩大规模（特别是种植业农场）；如果缺乏劳动力市场，则农场发展会受制于家庭劳动力的规模；如果缺乏有效资本市场，则农场的生产资料购买、固定资产投入、土地的购买和租赁、劳动力的雇佣都会存在问题。要素市场的形成有赖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农村劳动力迁移到一定程度，到达或超于刘易斯拐点，农业部门会迎来商业化，土地市场则会慢慢形成，为农场的发展提供基础。
4. 一定的风险分担机制。农业和其他产业的重大差异在于其面临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民的收入取决于产量和价格，而这两者在生产开始之前都是不确定的：产量除了决定于投入，但与此同时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收获结束之前，其产量难以准确估计；而价格的波动更是剧烈，受到农产品需求和供给特征的影响，产量略微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则价格会发生较大变化。这都给农户带来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缺乏有效风险分担机制，农户的利润很难保证，投入也会受到影响。风险和不确定性过大，会导致农户减少商品化作物的种植，转向自给性生产，或追求稳产或价格稳定的产品，甚至会离开农业。因此，应建立相应自然灾害保险以减少自然风险，建立政府的价格支持体系和发展市场合同交易、期货市场以减少市场风险。
从这四个角度来看，温饱水平的解决和城市化进程已经使中国大部分地区具备“小农”向“农场”转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条件，但要素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的发育要远远滞后于商品市场发展，农业保险及相关政策扶持机制还比较有限，未来中国农业的转型取决于土地市场的发育和稳定的农业市场机制的建立。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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