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贾平凹的《极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书中以一名被拐女胡蝶的视角，对其所在的圪梁村人日常生活泼墨般地描摹。历尽艰辛后，胡蝶被解救回城市，又因受不了社会压力，放心不下村庄里的孩子，最终回到圪梁村。这样的情节，却引发了一些争议。有的认为，《极花》是为拐卖妇女辩护；也有评论文章认为，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
在笔者看来，书中并非没有控诉拐卖妇女的罪恶，而是在某种层面，这样的罪恶是被无视的。若不然，负有守土安民责任的村长，为何会明知拐卖妇女违法，却恰恰在这个链条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不仅不为触犯法律感到惶惶不安，反而将给村里人娶上媳妇作为自己的“功绩”？事实上，被无视的何止于此，整个圪梁村都处于被遗忘的边缘。
何为“极花”？极花是一种类似冬虫夏草一样的植物，夏天是虫，冬天是花。以此为题，正是用蜕变的隐喻，暗示了一个似虫非虫、似花非花的世界。细细品读，圪梁村是中国真实存在的一类乡村的写照：地处偏远、生活贫穷，尚未直面城市文明的冲击，却多少受到物价等城市的影响；村里没有多少人出去打工，男人们还在坚守着这片土地，姑娘却逐渐流失；文化缺失，旧有的儒家文化已后继无人，村民也没什么机会接受现代教育；秩序混乱，直接表现为对法律的无视和法治的无力。
《极花》一书，正展现了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下，一个偏远乡村的社会图景。“至今没有电灯”，“早饭永远是稀得能耀见人影的豆钱粥”……不但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更绝望的是，不论如何努力，贫困都无处可逃。胡蝶的丈夫黑亮是一个勤劳、有头脑、敢做敢干的年轻人，可他家“也只是饭没有断顿，零花钱没有打住过手罢了”。除却种地，村民靠什么增收？挖极花，本质是对自然的索取，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之道；种植特产血葱，这条经济命脉却也那么脆弱，一场“走山”灾难，便将种植血葱的年轻人吞没了。
另外，村子保留着很多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子，相应的管理秩序却早已式微，社会面临着整体退化。手的中指不能指天、二月二炒五豆的习俗，新起的土豆要敬在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说明村民还有着对天地的敬畏，对传统儒家文化的遵从。可细细看来，村民空有“德有”、“仁昭”、“孝隆”的大名，日常生活中却都叫对方小名；更荒谬的是，村民一开始将极花放在镜框里，后来竟要供在原本供奉“天地君亲师”的中堂，显示着儒家文化甚至是道德、法律的空间，都在逐渐被一种更原始的诉求挤压。尽管老老爷可以写出五六十个笔画的字，可村民都不认得；他受人尊敬，却无法决定村里的事务，也无法指点村子的未来。胡蝶从被拐卖到圪梁村起，便一直寻找她的星星。她生下孩子，“学会了做圪梁村的媳妇”，成为麻子婶的童子，皈依鬼神崇拜，从城市又回到乡村，最终也没有找到。星星的隐喻、梦境的暗示，是对乡土社会面目全非的痛心，是想回又回不去的精神家园的无奈，是对未来何去何从的迷茫。
小说只是一种文学创作，有艺术加工的成份，但艺术来源于生活，也能反映出生活的实际。黑亮说，“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面前，偏远的乡村更加相形见绌，乡村的困窘造成了女性的流失，女性的流失使得社会结构崩塌，农村家庭的延续都成了困难。现实的捉襟见肘下展现的一幕幕荒诞，正揭露了乡土社会破碎淋漓的伤口。可是乡村终究不能也不会变成城市。平心而论，像圪梁村这样的乡村还依稀留存着一些让人魂牵梦绕的乡愁影子，可它如何成为宁静致远的生活乐土？
依靠被拐卖的妇女才能实现乡村的延续，无论是对于个体命运，还是对于无数像圪梁村一样偏远的乡村来说，都是一种悲剧。如果有一天，胡蝶不必因为孩子而影响了自由的选择，圪梁村能够通过理性发展产业，在传统与现代、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中不再迷茫，那么胡蝶才能自由飞翔，圪梁村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与秩序，脱胎为新的让人神往的精神家园。而这，既需要圪梁村每一个村民在市场经济中找到生存之道，让勤劳干事的农民能够在现代化背景下安身立命，也需要来自圪梁村以外的支持，吸引更多有文化有技术有志于乡村建设的新农人回到乡村。只有这样，乡村才会不再迷茫且充满生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民日报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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