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甘肃康乐“80后母亲杀死四个孩子后服毒自杀”的事件，一直深深触动着我的灵魂！事情发生后，用斧子杀死自己4个亲生子女的农村妇女杨改兰成了舆论的焦点：有人谴责她的罪恶，有人同情她的不幸，有人抱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有人质疑国家扶贫政策的错位。说实话，这一事情作为个案，上述的说法都有道理：能亲手杀死自己亲生儿女的人当然可恨；杨改兰家庭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也值得同情；当前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现象也的确令人担忧；国家扶贫措施对贫困农户的惠及确实存在遗漏！然而，如果仅仅就事论事，恐怕不容易找到治理的良药，杨改兰事件的发生，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贫困真的可以让一个母亲杀死自己四个亲生子女吗？从理论上说，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价值观影响的。所谓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简单地说，就是周围的事物、人、社会关系等在人心目中的轻重、主次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是有次序的，比如，在农村传统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当做是所有事情中最为神圣的事情，摆在价值观中的第一次序，因而被看作是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若如此，即便是真正贫困到揭不开锅，也很难做出弑杀儿女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许多贫困农村存在“牵儿带女去逃荒”的凄惨景象，更甚者也就是“卖儿卖女去逃荒”，而穷到要与子女同归于尽，实在是很少听闻的事情！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极度贫困的经历。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我家共有6个小孩，仅靠父母两个劳动力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打记事时候起，印象中的吃饭其实更多的是吃红薯，一年到头难得有一碗干饭（不是一顿），稀饭和红薯交替着吃，偶尔连红薯也不够，还真的要靠别人接济。穿衣服也是极其简单，最记得有一次母亲用做蚊帐剩下的边角料给我们兄弟做的背心了，穿着的确很凉爽，但确实很耀眼！这么多人口吃饭，常常遇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母亲非常精心地操持着整个家，在平时得仔细地盘算一家人如何度日：多种几颗辣椒，多割几捆红薯藤去集市换食盐，老母鸡下的蛋积攒起来换钱给小孩做学费，等等等等，只要能想到的开源节流办法都会不懈努力去尝试。日子虽然非常辛苦，父母也时常为生计争吵，但苦归苦，吵归吵，看着子女没病没灾，一天天长大，他们就觉着有奔头，相信苦日子就一定会熬到头，从未放弃过。现在父母常常回忆经历过的各种苦，为今天的生活感到满足和自豪。
我理解父母这种感受，在那个年代，父母秉承着中国农村的传统，将子女看作是延续自己生命的终极价值关怀，小孩的成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成为他们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时代将“传宗接代，香火延续”摆在第一位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贺雪峰教授曾将传统社会中农民的这种价值观称之为农民的“本体性价值”。这种本体性价值观念的存在，可以很好地让农民在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人生价值的冲突时找到出路，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有了子女的存在，即便耗尽生命，生活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父母在极度贫困下能够勇敢地面对，原因就在于他们将子女的存在当作自己的终极价值了！
在上述本体性价值观主导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活再苦，农村人都不会拒绝小孩的到来，所以才有我们兄妹六个，更难以想象会有因为贫困而剥夺子女生命的事情！因此，杨改兰事件用贫困去解释显得很苍白，但事情毕竟发生了，如果这不是个案，如果人们都能够理解在极度贫困下杨改兰的举动，那么也就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子女的关怀可能已经不再是父母的终极价值关怀了！事实上，我们现在能处处感受到社会变迁中人们价值观的这种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谈到的留守儿童问题。为什么有留守儿童？是因为农村的父母为了增加收入（仅仅是为了收入的增加，还不是穷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得离开家乡到城里去打工，带着小孩不方便，或者是会影响收入，只好将孩子放在家里由老人看养。为了收入增加，选择骨肉分离，这在传统农村社会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在现代农村社会，年轻的父母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显然，在当下的父母眼里，收入增长比子女在身边更为重要，子女已经不是自己生命的终极价值，让自己过上好的日子才是根本！价值观从重视子女到重视自己，就是一种失序现象。这种价值观失序意味着：市场导向的政策设计，引发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开始更强调个人权利，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这种个人主义观念逐步取代农村社会传统的“为祖辈而来，为子孙而去”的价值观念。按照经济学上的假设，个人的欲望满足是没有止境的，因而出现终极价值缺位，不像传统农村社会中，存在关怀子女的终极价值。终极价值的缺失导致有限的生命遇到无限的欲望所形成的冲突，伴随着时间的流失，人们的命运便被财富的变动所裹挟，在对财富追求的生生不息中，耗尽自己的生命。没有终极价值目标，做事情就很容易失去底线，因此出现为了财富不顾一切的种种乱象！
从这个角度上说，杨改兰绝不是孤独的个体，我们看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时，人们为了多生孩子而进行的抗争，曾经演绎出多少人间悲情故事，今天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却有多少适龄夫妇不愿意再生第二胎，理由却很简单，孩子的抚养成本太高！事件中的杨改兰有4个小孩，说明她初始的本体性价值还是心向子女的，遗憾的是，这种本体性价值目标由于受到社会性价值的冲击而产生了波动。农村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做事情就会理性而节制，具有起码的底线，一旦本体性价值不稳定，导致终极价值缺位，就很容易突破做事的底线，迷失做事的方向。
那么，现代农村社会的价值观为什么会出现由“一切为了孩子”向“先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的失序现象呢？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失序，是由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标准、道德、观念对个人言行起到引导、制约的作用。人除了有本体性价值，还有社会性价值，即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所获得的评价。社会标准不同，崇尚的道德观念不同，对个体引导的方向就会不同。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家庭的观念既是个体的本体性价值观念，也是社会评判个体价值的标准，所以一个人如果不顾家庭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然而，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社会评判个体的标准从家庭转到个人本身，社会能够容忍许多个体对家庭、对父母子女背离的行为，却无法容忍个体贫穷寒碜的囧况。比如，在农村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将子女留给老人抚养，如果这个过程中父母出于疏忽对小孩造成了伤害，舆论会容忍对老人的责备，却很少谴责年轻的父母不该将小孩甩给老人，这在现在的农村是常有的事情。如果社会把“个人奋斗、及时行乐”看作是评判个体成败的标准，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中，就会出现个体利益超越人文关怀的情况。比如说现在的农村，从市镇上搭亲戚的便车回家，你会很自觉地掏出几块钱作为车费，尽管是亲戚关系，你也自然地觉得付费是应该的，对方客套几句将钱收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尴尬。这要在以前是无论如何不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因为社会评判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如今市场经济社会里，一切以赚钱为重，坐车给钱天经地义，你一个人不给，或者对方独自不收你的钱，心里都不踏实！在杨改兰的事件中，或许杨改兰本人觉得身体上再大的苦难自己都能够忍受，如果仅仅如此，她是绝不会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子女的，但由于贫穷带来的社会评价压力，就不是她一个人能够扛得起的。而且，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从来没有免费可搭的便车，更何况是对长期生存的支援？因此，一个人的苦难只能一个人去扛，这也增加了个体承担家庭重负的难度。
这又使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每逢年关来临，家里的食粮捉襟见肘，父亲总是挑着箩筐出门东家借西家凑，来年有了收成再还给人家，一年一年在这些左邻右舍，远亲近邻的接济下，我们才得以一天天长大。在兄弟借钱先谈利息的今天，父母能借到这些救急粮么？恐怕连出门张口借粮的勇气都没有吧。许多人都发现今天农村社会人情关系在逐渐淡漠，这算是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悲哀！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杨改兰不忍将子女留在世间自己独自离去，倘若如此，真是今天社会中杨改兰将对子女当作是自己生命意义终极价值的一种悲哀！
从这一点看，今天我们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就显得十分及时，共享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价值观念，使人们找到生活的终极价值，减少“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终极价值缺位带来的悲剧。但愿在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中，人们的价值观也能随着这种发展而进步！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庄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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