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出现大变局
当前中国乡村的现状，是怎样的？
首先，中国乡村出现大变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6.1%。数据显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4亿人。去年年底农民工总量是2774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所以，农村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数据就很大。这样的人口现状，是整个社会大变局的“底”，也就是说这个“基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看经济，产业和收入这个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农业收入越来越养不了人，农民已经无法依靠务农实现温饱，再加上这些年地力下降非常厉害，农业比较效益越来越差，而所谓“种养加一体”的循环生态模式没有起来。从数据看，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比2014年增长了8.9%，扣除了价格因素以后要下降一大半，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还有差不多3倍的差距。
在文化上，乡村文化越来越缺价值性的内容。贵州农禾之家的负责人介绍，当年贵州苗寨什么事都唱歌，连解决家庭纠纷、邻里纠纷都是唱着歌解决，但现在不少30岁的中年人都不会唱歌了。乡村上千年延续的传统习俗已有断裂的可能。
中国乡村的这些基本现状，无论是人口、经济、文化、习俗、社会都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机。这个很严重的危机是和什么相关？是和大批人往城市走，少量人留在农村，农村的经济越来越走向不生态、不环保。农村的治理则更多地走向了“代理型治理”，不再是原来家族、社区、互助型的这类治理，而是一种向上代理型的治理。
2008年全球经济放缓，导致两千万农民工回到农村去，农村又起了一个“蓄水池”的作用，成为化解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底。中国农村如果不能建设好，未来会出来什么样的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当前“三农”问题出现新变化
关于三农与三治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农业、农民、农村，“老三农”的问题，简单说起来就是“农业要增产，农民要增收，农村要发展”，这是当时讲的“老三农”问题。
但是现在“三农”问题有了新变化：首先，农业不存在增产问题了，农业是遇到安全问题。像毒大米、毒蔬菜等等。其次，农民增收，靠种粮食、靠种庄稼不行了。我觉得要靠综合收益，跟农有关的收益要还给农民。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收益就是农产品的营销，就是流通，另一个是农业的合作金融。农民要增收，是农民今天更主要的问题。再次，农村的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可持续，靠什么可持续？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有一批人回到农村去。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一定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的，不只是做农业的，让一批中青年愿意回到农村来创业。
时代不同了，“新三农”问题比“老三农”问题要严峻多了。“老三农”问题是直线，“新三农”问题是三角形、菱形，是很多不同的主体和要素结合成的复杂体。
十年前，农业税被取消，村乡两级不能向农民直接摊派税费了，这对当时的治理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缓解作用。当时由于村、乡直接向农民收税费，产生了很多的冲突事件，取消后是有缓解的，但是真正良性治理的社会生态没有形成，反而导致了不收税了，农民和行政体系就隔断了，行政体系不能支配农民，反而造成了在乡村这一级农民更加分散化。
“三农”是一个经济基础，“三治”是一个上层建筑，我们一定要让“新三农”和“新三治”绑在一起，要让农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能形成整体发展的模式。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所谓“三农就地现代化”的概念，“就地现代化”就是要保持乡村的生态，同时在这里生活的人也有一个可持续的生活。
农业现代化有两种思路
“三农”的现代化是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农业现代化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资本扩张，规模化经营，土地全都交给大资本，小农就当雇工，然后机械化，雇工化的方式就让中国农业现代化了，这是一种思路，占主流地位。我们讲要城镇化、现代化、机械化、标准化，只要带“化”没有一个不跟这个相关。第二种思路，是通过农民的组织合作化组织起来，去实现农业的规模化，这个规模化是生产可能不规模，但是服务是规模化的，只有服务的规模化来把小农和现代化连接起来，就是我们说能够既容纳经济，又容纳乡村治理合起来的创新模式。
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一定是要走兼业化为主的路，收入是来自多方面的。今后的农村应该是这样一个形态：生态维持多种种植、多元就业、多元收入来共同提高生活质量。农村就地现代化，我们提出来的就是农民要就地市民化，不要说进了城才叫市民，服务要就地公共化，要把农村的公共空间建设起来。如果能够达到生态就地持续，服务就地公共化，这样的农村就是城乡等值。
三农改革的路径探索，观念上要摒弃掠夺资源，经济和社会割裂，拼资源、拼环境的高投入、高消耗，这叫工业时代思维。如果是生态人文时代的思维，就是要建树保护和回归自然，经济与社会融合，产和销一体。新时代的特征一定不能把经济效益和社会的效益切开，这个观念的变革需要体制的变革，要把城乡隔绝的体制、户籍隔绝的体制、金融和商业流通这些隔绝的体制都要想办法厘清，把它破除，要把所有割裂的体制朝着一个融合的，互相嵌入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走，要形成城乡一体，生产、生活一体的新的模式。
供销社综合改革
要从基层推进
供销社综合改革的探路，要从基层供销社改革推进。为什么要找这个突破口？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双轨运行不并行、不合作的问题。哪双轨？一个是从各级政府到村干部，一个是农民合作组织。我们一定要找到一种模式，要做到双轨能够合作，能够并行。
供销社不是政府，但是人们都把它当准政府，因为县以上的全是拿政府工资的，财政对县以上的供销社是给钱的，同时供销社是一个经济类的食品企业，所以供销社这个身份“非驴非马”，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当中，没有解决它的身份问题。在2015年4月份发的改革文件里头，明确说要把它建成中国特色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这是政府在去年提出的要求。
供销社现在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底下是基层社，几乎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基层社没有了。所以供销社自己也是有危机感的，怎么改革，怎么重建基层，这个是他们很头大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河北省供销社委托我们出方案，决定在涉县和内丘5个乡镇做新农协的试点，新农协就是新农村综合发展合作协会。
内丘的试点是5个乡镇里最好的一个。这个试点启动以后，我们就让他们在不事前通知的情况下，考察蒲韩乡村社区，私访完了以后他们觉得非常好。新农协实行辅导员制，辅导员骑车下户，把周围的老百姓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在摸清楚的基础上才能给他贷款，才能做消费品的供销，还有老人服务等等。这个经验他们学了以后，他们开始在六个试点村找了六个农民，下去发动其他各户的农民，告诉他们这个新农协怎么好，为什么要加入新农协。我们要他们出了一个新农协的清单，有十几项，能够做经济、社会、文化、老人的，也说明了我们有一些事情可能一下子做不到，但是这些事我们都可以做，用这样一个方式去推动老百姓认识新农协。
今年1月，我们就搞了一些团购的活动，化肥团购、消费品团购，后来搞了种子的团购。我们又用农禾之家，专门教小孩子。到今年4月8日，新农协成立大会开了。到6月份，有33个村试点，到现在为止，入会的农户已经达到了43.6%，有4500户入户了，6个试点村达到了93%，基本上也都入户了。新农协不到一年，但是农民对于新农协的信任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
新农协4月8日组织的全员选举大会，选出了5名理事，3名监事，全是农民。按照我们设计的制度，选任和聘任分开，选任的农民是不拿工资的，聘任的相当于总经理，总干事要领导着经济、社会、文化，要带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职业的、专业的团队，是乡工，是要拿工资的。
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破解了基层社会深度改造的瓶颈。多年以来，基层供销社与农民没有太大关联，现在把基层社改造成新农协，就成为了农民的合作组织。新农协把基层社整个的功能全部拉宽，拉成是经济、社会、文化都可以做了。节约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开展的金融产品、团购服务、年货、农资，这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农民不是光算经济账，给他们做儿童的服务他们也特别高兴。这样乡村的治理机会，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农民自己开始提出想法，共同开始建设新农协。
这种模式的优势可以说主题的兼容性很强，有效地整合各类资源，团体的规模性更大，有效地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服务的涉及面更宽，有效提升了为民服务的能力，使得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升了，获得了农民的支持。
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
应该说，新农协推动当中还有不少问题，新农协经营和自生长能力不够，要靠供销社给予支持。而供销社系统的改革还不够。此外，新农协的人才队伍，虽然每个村现在都有组织员了，而且是农民，积极性也调动了，未来这些人怎么变成专业的、职业的乡工队伍，还有很大的距离。最后是新农协、农村治理和农业行业的治理，这个方面也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摸索。
最后，还想谈下综合农协三农改革的突破口。什么是新农协或者是综合农协？我们说兼有经济和社会功能，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而且是有农民民主治理的这样的社会企业，它是兼有社团和企业两类性质，目标是社会的，但是会用经济的手段与企业的手段去实施。它是农民要增收、增权、增能，农业要可持续，农村要稳定发展和城乡结合。它的功能有经济的、有社会的、有文化的，有利于满足三农领域第二次现代化的要求，生态、人文、经济、社会的共融，可以适应中国三农的特征，兼业化，中小农业为主，种植就业和收入的多元化。我们甚至觉得，通过一段的摸索，它基本具备互联网时代模式的基本要素，就是O2O的基本要素，黏性的会员、大用户群、线下多元的综合的服务，还有供应链的闭环，和线上支付。
新农协完全有可能衔接三农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多业统筹的，生产生活一体化在地和农户和非农户的都可以进入作为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企业，是一个多目标的社会企业，它不是慈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说是专业农、兼业农、职业农民的团体，它是接受委托，协助政府履行农业政策的基层单位。它不是行业协会，是依法建立，以乡村、乡镇为地域，覆盖全体农民的法定机构，履行以经济性实现公益性的特殊社会经济社团。
本文根据嘉宾8月28日在南都公众论坛演讲整理，有删节。（整理：南都记者朱利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方都市报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