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城镇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城乡文化关系，引发城乡文化认同危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一体性和互哺性，都面临着现代性、全球化的挑战。城乡文化认同既不是城市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城乡文化的多元主义，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及其核心价值基础上的一体多样化。社会主义是城乡文化赖以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要确立包容性发展战略，推进城乡价值认同建设，以优秀文化传统来维系，以活跃城乡居民交往来增进城乡文化认同。
【关键词】文化认同；城乡文化；新型城镇化；和谐共生
一、问题的提出：城乡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形成带有区域特征的特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城乡文化和谐共生一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根源就在于城乡之间通过地缘亲缘和贸易的纽带，形成了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相互哺育的经济社会联系，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了以儒学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认同。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兴起，社会化大生产方式逐步确立，传统的乡村小农经济与城市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普遍破产，城市以工业为主体，农村以农业为主体，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源于农业文明的乡村文化与源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外来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只不过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农业经济占主体，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占主导，城乡文化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城”与“乡”物理空间上所附着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和生活资料按计划供给，城乡之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乡居民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很少，城乡相互封闭，各过各的日子，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被人为地控制住了，没有形成严重的文化冲突。但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原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城乡文化关系也为之一变，由原来的相互断裂、隔离，变成相互碰撞、对立和冲突。城市文化凭借工业化的资本优势和城镇化的政策推力，通过传媒、教育、市场、人口流动、旅游等各种途径，以强势姿态全面“下乡”、广泛渗透，城乡文化逐步同质化、乡村文化逐步边缘化，引发了城乡文化的认同危机。
其一，城市化对乡村文化价值的否定，造成了城乡文化内在的对立和冲突，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城乡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乡村文化是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它表现为无形的，如农民的情感心理、生活情趣、处世态度、人生追求和行为习惯，也表现为有形的，如民风民俗、典章制度和生活器物等。乡村文化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它承载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业文明的思想价值、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其中有许多珍贵和合理的文化元素，特别是价值观，如对自然的尊重，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人际交往中崇尚中庸、忠恕、互助，社会关系中重视秩序、规范等。城市文化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包含着现代社会的许多进步理念，如崇尚创造与变革、讲求效率与效益、尊重知识与人才、注重法治与平等。与乡村文化相比，城市文化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在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农民普遍失缺了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属和生活生存的精神支柱，他们面临着要么承认乡村文化的低劣，机械模仿、接受城市文化；要么不接受同化、采取心理隔离策略的艰难选择。城乡之间产生新的文化鸿沟，乡村文化失去了独立性，沦为城市文化的附庸。
其二，城乡地域景观逐步同质化，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日渐消失。多年新农村建设，按照城市化的逻辑运行，对农村村落造成的损害非常严重。“从开发区建设到城市的扩张，从‘撤村并居’到‘土地整理’，都以消灭农村、驱逐小农为归结：迄今已经吞噬了8300多万亩耕地、清除了至少140万个自然村和1亿2700多万小农。”[1]另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传统村落大量消失，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专家估计，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2]。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差异首先产生于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乡村文化是建立在乡村的物质载体之上，一旦这些物质载体消逝，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其三，农村“空心村”与城市“城中村”逐步形成和扩大，导致城乡文化矛盾从城乡之间延伸到城市内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谁来种地”。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很快，从全国来看，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比重已超过40%，再过几年这一比重将达到50%。像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平均年龄58.6岁”[3]。老人农业的背后，是大量青壮年农民工从乡村迁徙到城市，政府花很大力气建起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被空置。而流入城市的外来农村人口受自身文化素质、生活习俗、职业环境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又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都市乡民”。都市乡民在城市大规模复制乡村生活方式，“老乡”意识、“故乡”情结、“同乡”传统成为他们社会联结的主要纽带。据统计，“深圳市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就有643个，120万四川人按地域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的‘四川村’就有几十个”[4]。城乡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已不限于城市与乡村传统的二元结构之间，而延伸至新旧市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等城市内新二元结构，造成城市社会的分裂、隔离甚至对立。
其四，市场经济和农村工业化推动农民身份发生多角色转变。无论是留守农民，还是都市乡民不再能准确自身定位，普遍出现了集体性身份焦虑。“农民”的称喟似乎成了弱势群体的符号特征。“广大农民急于摆脱‘农民’的身份符号，极力追求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既存的乡村文化处于解体之中，而新的适应乡村社会的并健康发展的文化秩序尚待建设，从而出现了文化‘真空’。”[5]很多农民思想困惑和迷茫，对曾经作为精神支撑的传统价值观不再自信，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无所适从，“我是谁”、“我往哪里去”的问题非常真实地摆在他们面前。
二、中国城乡文化认同的特殊性
文化认同最早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和社会现象，学界对它的定义很多。王立洲认为，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从而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6]。文化认同包括文化形式的认同、文化规范的认同和文化价值的认同，其中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核心认同，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自我身份认同的最深层基础。本文主要讨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
考察世界城镇化发展历史，城镇化进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更是一个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城镇化或者说传统城镇化，主要解决的是物的问题，包括城市扩张、地产开发、景观建设、产业布局、经济规模等。现代城镇化或者说新型城镇化，主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不仅是城乡居民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还应包括城乡居民能够培育起现代文化的进步理念。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城乡文化关系，中西方面临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解决的，是城镇化进程中新加入个体和少数族裔与原有城市社群之间的文化冲突问题。在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熔炉”（meltingpot）理想。美国是上帝的熔炉，“生活在一起的不同群体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美国文化；融合在这样一个新的美国文化里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代表的文化，每一个生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将为共享一个自由平等的美国文化而自豪。”[7]但这样一种“合众为一”的熔炉理想在美国并没有实现，今天的美国“种族歧视极其严重，少数族裔继续遭受系统性歧视”[10]其根源就在于“移民被熔化的过程也就是被同化（assimila⁃tion）的过程”。“所谓同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说由‘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去改变其他民族和种族移民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道德标准；另一方面说新移民要学会适应新文化、接受新思想，进而成为新民族中的成员。”[9]1882年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法案，其理由就是因为华人不能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可见，熔炉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美国文化的中心主义和美利坚民族的优越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在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中，“美国原先的熔炉（meltingpot）理想逐渐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主张各群体保持自身文化传统和特定性的‘马赛克’（mosaic）或‘沙拉’（salad）理念。”[6]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各族裔各群体在文化上，甚至政治上的自治。
中国城乡文化关系问题，既表现为弱势、边缘但人数众多、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并成为市民的问题，又表现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母体和根基的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具有极大的反哺价值，乡村文化必须得到保护、传承和创新，以城乡文化认同促进城市中外来人口、市民和乡民的社会融合。具体地说，中国城乡文化认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城乡文化具有同源性、一体性，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城乡文化认同的最深厚基础。认同是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文化认同的本质内涵是寻求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源泉，中国乡村文化集中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负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经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在城市在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华文明之根也不在城市，在乡村。”“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明是属于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1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思想占主导，其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刚柔相济的坚忍精神、贵中尚和的中和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等，这些被称之为中国人的“老道理”、“真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成为城乡文化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滋养源泉。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从来到这个世界，就耳濡目染这些道德精神，就奉行这些道德规范。反之，“发端于
300年前西欧的现代文明，是一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城市化为表征的文明。”[12]工业文明的最好载体不是乡村，是城市。尽管现代工业文明或现代城市文明提出了诸如科学、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美好理念，但它是建立在对农业文明、对乡村的排斥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基本上走的是城市取代乡村、城市文化取代乡村文化的两元归一的过程。
其二，中国城乡文化具有互哺性，城乡文化认同既表现为城市文化向农村、农民工强势渗透的单向过程，也表现为乡村文化对城市的反哺互补的双向互动过程。大量农民工进城改变了城市人口结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是少数人（移民、农民工等）被多数人（本地市民）吸纳，像深圳、广州、苏州等沿海发达城市，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出现了移民城市，实际是多数的外来人口与少数本地人口融合的问题。而且，未来20年农民市民化的数量相当巨大，有近4亿农民需要转化为市民。进城农民在习得、内化城市先进文化的同时，也积极、能动地改造、创造城市文化，不断拓展他们在城市生存的文化空间。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进行的一项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普遍具有对传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北京、上海等8城市61.7%的城市居民认为我们正在失去传统文化[13]。而目前我国一些城市正在蓬勃兴起的都市农业运动，代表了一种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交融、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和谐共处的现代城市文明方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补价值。同时，还应看到，进城农民工群体由于数量庞大，其内部差异性也非常大。他们对城市文化的融入又表现为一种混杂性文化认同，即许多农民既对城市文化表示认同，又对乡村文化表示认同；既愿意留在城市享受城市生活，又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并向往乡村田园生活。即使留在城市成为市民的农民，也与农村保持各种紧密的联系和交往。这表明，我国城乡文化认同的路径是城乡双向融入，其内容是双重和多维度的。其三，中国城乡文化都面临现代性、全球化挑战，城乡文化认同既不是城市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城乡文化的多元主义，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及其核心价值基础上的一体多样化。文化的一元化，就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纳和同化，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强势性、现代性和中心地位。文化的多元主义，就是城乡文化各自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自主发展，强调乡村文化的独立性、自治性。但实际上，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受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城乡文化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与碰撞，面临着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理念接轨的问题。“多”与“变”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城乡文化的认同，绝不限于它们彼此之间的沟通、认可和接受，还包括它们对各种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市场文化的求同和存异，城乡文化自身都迫切需要变革、创新和发展。我们需要重构城乡文化认同的新的价值主体，这种新的价值主体应具有传承性，能够传承作为城乡居民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华；具有时代性，能够反映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等时代进步的新要求；具有人民性，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代表当代中国人民的道德利益和道德需求。由上述三重属性所决定，这个新的价值主体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及其核心价值是城乡文化赖以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城乡文化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认同，并以此为依托摆脱二元逻辑的局限，超越彼此的对立和差异，又开放性地吸纳各种外来的先进文化，形成文化发展的同一性与多样化。
三、城乡文化认同的实现路径
确立包容性发展的城镇化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城乡发展一体化，其本意是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谋划，实现城乡功能互补、制度统一、权利平等的发展过程。但在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演变成了以城市为主体的一种同质化发展，城市的标准和偏好成为改造乡村的尺度，城里人和乡下人从衣食住行，到兴趣、口味、爱好等表现为惊人的一致，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也显示出极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这一现象还被作为“经验”在许多欠发达地区进行效仿和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同质化是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也构成现代化的驱动力，但它与文化发展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形成尖锐冲突，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城乡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如何避免城镇化中出现的城乡同质化发展的社会危机？必须确立包容性发展理念，把它作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来构建一种新型城乡文化关系。这就需要坚持机会均等原则，尊重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价值分歧，容忍并接受城乡文化间的异质要素，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文化以充分的发展机会，使之与城市文化及其他文化共生共存、取长补短，努力克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要坚持成果共享原则，在处理城乡文化一系列矛盾问题上，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户籍市民与非户籍农民工、大农业与小农户、新农村建设与乡村传统、政府主导、市场杠杆与农民主体作用、“撤点并校”与乡村教育、村落保护与宜居等，应在统筹兼顾中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发展愿景最大限度包容进来。要创新城乡制度，不断改革完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管理规范，加强乡村文化保护规划和立法，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城乡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制度化融合渠道实现包容性发展。
推进城乡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在于认知基础上的认同和践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直面发展中的问题，以“利益共生”化解城乡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使城乡居民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一要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身份化”进程。身份问题是城市中外来人口非常关心的现实问题，身份确认能使他们获得心理安全感，实现个性稳定和心理健康。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获得城市市民身份，出现比较严重的“半城镇化”现象，除了财政困难、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客观因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现有城乡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性，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合理流动，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实现，教育不公、就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待遇不公等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14]。我们要以城市外来人口有更多获得感为标准，深化城乡制度改革，加大制度创新，发展城市经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要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要把“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文化权利均等的考量全面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政策框架”，“通过对人民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的普遍关照，通过国家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调配，使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根本秩序，并且以人民群众可见可感的形式使社会主义理想所追寻的价值目标在文化层面落到实处”[15]。三要创造城乡共有的特色价值观和文化品牌。这种特色价值观和文化品牌既扎根于城乡共同的历史文化，代表了城乡的“地方性知识”，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提炼并打造出来的城市精神、区域文化和特色文化品牌，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化格局，构成城乡居民共同的精神追求，应充分发挥它们在推进城乡文化认同中的介质与纽带作用。
以优秀文化传统维系城乡文化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城乡居民“集体记忆”的延续，更重要的是集体身份的认同。史学家钱穆曾深刻指出：“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16]基于文化传统的文化认同，可以使城乡居民超越地域、阶层、职业、空间的界限而牢固地凝聚在一起。习近平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7]。从各地群众性文化活动来看，关键是要使“传统”活化起来，能够融入现代城市和乡村生活，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重要滋养。如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形成新的价值文化；大力宣传“和”文化、“孝”文化、家风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等，使之成为城乡文明风尚；以保护利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等形式，创造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共同体；以各种传统技艺、民俗活动、节庆礼仪、民间工艺等为载体，营造浓郁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样态。
活跃城乡居民交往互动。认同源于交往和沟通。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居民大规模流动和城市空间大幅度扩张，城乡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城乡居民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文化差异、空间距离、心理隔阂等因素，仍然限制城乡居民的交往活动。据有关课题调查，城市人与农村人交往的主要障碍排前三位的分别为观念、经济地位、文化；城乡交流中农村需要的主要是科技下乡、平等互尊、户籍解禁[18]。促进城乡居民交往互动，关键是要把城乡融合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指标，构筑交往载体、搭建交流平台，增进城乡居民之间的互动包容、接纳欣赏。在政府层面，多搭建以城带乡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如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礼堂工程；在市场层面，大力发展农村现代物流，开辟城乡交往市场；在舆论宣传层面，加大城乡一体化信息网络建设，多创作生产有利于城乡居民交际交流的媒介产品；在社会层面，以社区为平台，以增进外来人口归属感为目标，积极推进跨文化交际。
注 释：
[1]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集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编，第80页，2014年11月。
[2]王珏、张贺、陈原：《城镇化，如何留住文脉》，〔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19版。
[3]徐鸣：《让农民成为农村土地真正的主人》，〔南京〕《新华日报》2013年4月9日第B07版。
[4]王兴周：《都市乡民：中国城市化的新难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6日。
[5]赵霞、杨筱柏：《当代中国乡村文化认同的理论外延与路径依赖》，〔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6]王立洲：《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其重建——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方法》），〔南昌〕《求实》2011年第4期。
[7][10]范可：《文化多样性及其挑战》，〔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8]新华社：《201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导言，2015年6月26日。
[9]董小川：《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再认识》，〔长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1]张孝德：《“记得住乡愁”与有根中国梦的城镇化》，《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集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编，第40页，2014年11月。
[12]王治河：《走向一种厚道的后现代乡村文明》，《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集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编，第32页，2014年11月。
[13]零点指标数据：《传统流失，文化设防并非妄谈》，2008年3月19日，网址：http://www.horizonkey.com/c/cn/news/2008-03/19/news_720.html
[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15]周笑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光明日报》2015年7月26日07版。
[1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8页。
[1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
[18]王喜平：《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居民的交往状况》，〔太原〕《哲学堂》第三辑，2006年版，第181页。
【参考文献】
[1]《第二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集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编，2014年11月。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
[3]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
[4]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江苏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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