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的乡村实验
在苏州昆山悦丰岛，住着6个年轻人，犁田、插秧、收割、喂猫、喂狗、养鹅是他们的工作；到各地参加有机农业相关推介、接受海内外志愿者来参观体验也是他们的工作。
这些年轻人曾居于闹市学府之中，却选择了走向田间地头，抚摸广袤的乡村大地。他们下属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昆山项目部的“青澄计划”，是有机农业的实践者与推广者。
冬日,苏州昆山悦丰岛农场。田里只剩收割过后的水稻秆，芡实叶，枯萎的荷花杆。一群大白鹅在地里转悠，枇杷、柚子、橘子树林立路旁，环绕着农场的小河边有人垂钓。
看恩格斯书 决定去农村实践
由集装箱改造而来的“青澄计划”工作室、饭堂、住所，在冬日的荒凉中依旧显得绿意盎然。“青澄计划”的6个工作人员，有在集装箱里办公，有的在下面厨房里做饭。
这样的生活，“青澄计划”负责人之一李管奇已过了三年多，这也是他进行乡村建设的第十年。
出生于山东临沂的李管奇，白白胖胖，话语简洁。自认比较另类的李管奇大学时就喜欢看书，对图书馆书的位置比管理员还熟悉。大学和研究生时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经济学的他，曾以为自己会和同学一样，进银行或者证券公司。
但2007年临毕业时，一本杂志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这本杂志上，他发现温铁军研究三农的一些文章，很受影响。自认有点愤青的李管奇一直想要为社会做点实事。随后，恩格斯的一本书让他下定了决心。那本书最后一段很直白：“只有实践才是最后的出路。”
实践？让处于象牙塔的李管奇很受触动，他发现温铁军所在的人大乡村建设中心下面有个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机构，经常会下乡调研，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李管奇脑子里形成了。
2007年5月，李管奇买了一张票，拖着行李，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才给中心的负责人发短信。对方说你既然来了，就做调研吧，随后加入该中心的“人才培训”。
一年“人才计划”培训结束后，李管奇正式加入，开始工作在全国各地有关三农的项目。
种有机水稻 卖15元一斤大米
2013年，李管奇来到昆山，第二年，昆山产业研基地发起成立了“青澄计划”，由“梁中心”和悦丰岛有机农场具体实施。
170亩地，由悦丰岛有机农场，附近村民，青澄计划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有机农业种植，不施农药化肥，水稻、各色菜蔬、水果应有尽有。让李管奇觉得欣慰的是，尽管很多农民起初并不理解为什么要人工拔草，油膜防除稻飞虱，但他们最后确实从中受益。
“我们和村里合作，村里负责种植的八十八亩水稻增收了四十多万，如果卖给粮库，是按一元五角来收，但我们有机食品是卖十五元钱。十倍啊，直接卖给消费者，让农业能够增值嘛。”
不仅如此，“青澄计划”如今也致力于保存当地一些即将消失的作物品种，像芡实、茭白在农场里随处可见。李管奇和唐义国还发起了“青团子”活动，让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消费者来农场体验水稻种植过程。
保护小农、保护传统的作物最终也还是要消费者买单。
“去年有个消费者，米一上市，就拿了一万块钱来买米，当然这种人是少数，现在很多传统工艺都在消失，被大量的工业化所代替，那你想保护这些东西可能就得去支持。” “青澄计划”负责人之一唐义国说道。
喜爱生活的他经常会买一些价格稍贵的小农作物和手工品。
如今在昆山悦丰岛，“青澄计划”的工作人员有自己的几亩地，从犁田，匀田，到插秧，除草，收割都是自己干,
“以前江南的田，要很平要像镜子一样，我们就自己拿了个平板，但是我们没有匀到那种程度，实在太累了！” 回忆今年的匀田过程，唐义国忍不住乐。
说到这里，唐义国被太阳晒黑的脸上泛着光，冒出一句没头买脑的话。“地里特别真实，就像活着一样。
现实不乐观 买不起房父母反对
1987年出生的唐义国，个头不高，黝黑结实，常被人戏谑“胖”，脸上有着一股风吹日晒的粗糙感。
闲暇时他爱品茶，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平时背着布包，上写“农用”二字。
学物流专业的唐义国，此前如何也没有想到，即将30岁的自己走上了一条和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路，成了一位CSA（社区支持农业）推广者，从外表上快要成了一名农民。
2007年毕业，受创业风潮影响，唐义国在家乡安徽芜湖养鸡。然而，鸡的销量并不好，亏损越来越多，无奈之下，他只好去卖墓地还债。欠债还清后，百无聊奈的唐义国突然看到了“中心”的招募广告：参加梁中心的人才计划培训，去农村待一年，还有工资。
农村出身的他非常喜欢村子里的气味和慢生活，然而，他发现，培训并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生活。
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年轻人来说，工资低是绕不过去的尴尬。
“那时工资大概就1500元左右，现在的话，会好一点，一个月可以拿三四千元钱。”工作十年的李管奇说工资于他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十年里他曾见过无数的伙伴离开。
不仅工资低，每一个做乡村建设的年轻人都面临一个问题：父母的反对。在很多父母眼里，高学历的他们理应过上一种更为体面的生活。
在那几年里唐义国并没有女朋友，因为工资低，生活环境艰苦，让很多女孩望而退却。
他还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迫——在同龄的精英们眼中，他们无疑是失败的，因为买不起房。
甚至有的时候，唐义国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次次下乡调研，合作社推广，结果并不理想，似乎他们做的事情都没什么意义。“那个时候乡村建设的路还不明确，大家都在摸索，但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种消耗。”自觉无法再消耗下去的唐义国，便于2012年离开了。
重回乡村 过有温度的生活
唐义国回到芜湖，创业不太顺利，觉得生活越发的迷茫。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适应城市生活。
“有一次去城市，地铁上人挤人，小孩在哭，每个人都有压力，感觉被人群压的喘不过气来。”城市总让唐义国觉得冰冷和压抑，工业化在他这里并不是一个向上的词汇，他记得有一年把在乡下居住的父母接入城中，父母的不适应。
“我曾经把父母接到了城里住了两年，但是他们生活被打乱了，没有熟悉的人，不敢买菜，觉得城里的菜贵。”
“在我心里做饭一定要有柴火，我最受不了电磁炉，看不到火看不到生命。以前冬天的时候在家做饭特别开心，烧完火之后整个厨房是很温暖的。” 唐义国话语里，总是带着怀旧感，生活的形式于他而言比结果重要。
于是，2014年，唐义国返回“中心”，他真确的体验到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当我就是喜欢这个状态。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现在，连父母反对的问题唐义国如今也找到了解决方法。
他迄今都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具体在干什么，“父母可能不太关心你具体在做什么，更关心的是你状态怎么样，缺不缺钱。”
唐义国甚至还找到了女朋友，尽管女朋友因父母要求要返回湖北老家，唐义国也并不彷徨，不同地方的乡建经历让他学会了随遇而安：“到时候去他们那儿找个乡下就可以，在哪儿工作并没有那么重要。”说起女朋友，唐义国的脸上抑制不住喜悦。
农场仍亏损 年轻人乡村实验还在
如今，一个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同伴正准备离开“青澄计划”。唐义国表示理解，“你不一定做这个行业，但是你是这个行业的支持者。那么多经过乡村建设培训的人，100个支持一个在乡村生活的人，也是挺好的。
对于工资、工作环境和未来前景，李管奇也说并不重要。他自认对乡村建设从没有动摇过。他声音平静，“我对生活也有要求，但是做这个没办法，（工资）多一点能过少一点我也能过。我也理解走的人，每个人承担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李管奇说，做这份事业最重要的还是冲着自己当初的理想：解决三农问题。尽管每次有活动时专家学者们讨论李管奇都不怎么发言，也不喜欢谈理想，但他也否认了自己只是把它当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只是工作？那也太Low了”
谈起农业现代化，在唐义国他们看来，有时是一个太过宏大的命题，甚至他们也懒得说那是自己的理想，有些时候谈论都显得多余，不如埋头干事。
“真的是想推动乡村建设，做生态农业，很多事情别人都讲不可能，但是你还是要去试一下。我也没有从来怀疑过这个事情的意义，你信不信决定了你能做多久。”李管奇话并不多，但态度坚决。
“说是要支持小农，给农民更多的帮助，但没有人要做这些事情的话，这面墙会越来越高，最后呢？” 总是带着笑脸的唐义国也有一些忧心地说。
“从城市的角度看农村，有些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有些需求是我们以为他们需要而已。”自认为平民的他时不时会调侃一下精英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唐义国总是会想起小时候家里的泡米粉，打棉被，写春联，而如今，这些都被汹涌的工业化浪潮所淹没，现代化标准覆盖一切古老的生活。他觉得很可惜。
即使目前悦丰岛有机农场仍在亏损，唐义国和李管奇也不觉得可以放弃。
不喜欢谈“大道理”的唐义国蹦出了一串颇为严肃的话，“小众的实验的价值是什么，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还有就是给了年轻人一个空间。”
记者手记：缓解孤独的田野
来到“青澄计划”工作地点时，工作人员衣着朴素，而我很明显是从城里来的。很快，我摘菜、在田里蹦跶变得理所当然。
尽管唐义国认为自己现在只会拿锄头，但他说话时仍然带着一股“文艺”腔。爱喝茶的他，集装箱里的休息室里堆满了各色茶叶，每种茶叶的口感，茶汤的颜色，他都了然于心。北方汉子李管奇则不拘什么品种，喝水般喝茶。聊天时他常常是沉默的，话虽不多，但每一句都切中要害，不知情的人，只怕会错认为大学教授。
午间，唐义国带领我们去田边摘菜，从菜园到厨房，不过一百米，尽管菜叶多为虫所蛀，却难以掩盖天然的甜味。唐义国围着围裙，下厨做了几个菜，他们每日都轮流做饭，一桌人办完公下来吃饭，从印度谈到意大利，身在乡下，并未阻挡他们学习的念头与日益增长的见识。
饭后，能喂食动物的剩菜皆进了小猫的腹中，不能喂食的则拿去堆肥，有人争着洗碗。于大部分普通的都市人来说，花上一两个小时烹饪，每日集体吃饭，触手可及的是一片片绿意，映入耳中的是风声、虫鸣声、鸟叫声，天地辽阔，这种生活可望不可及。都市年轻人的生活是每日吃外卖或快餐，车鸣声吵闹声不绝于耳，拥有的空间不过逼仄的几十平米。
在这儿，孤独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缓解。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州日报 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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