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宏观框架内，农村社会工作的深化与生态振兴的加强，已成为驱动农村综合发展的关键要素。如何在农村环境中有效发挥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已成为急需深入剖析的议题。成都市铁牛村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创新的乡村发展模式，树立了“未来乡村”建设的实践典范。本文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场域”“资本”与“惯习”三个维度切入，选取铁牛村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旨在探索农村社会工作的创新路径与策略，深入分析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具体实践逻辑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通过这一研究，以期为农村社会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乡村振兴；未来乡村；场域理论
一、引言：乡村转型的呼唤与农村社会工作的使命
乡村社会正处于一个全方位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构成了多重挑战。基层治理是评估乡村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方针，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和必由之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中，最为艰巨与繁重的使命依然聚焦于农村领域。在此背景下，乡村转型的迫切需求日益凸显，进而赋予了农村社会工作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已正式确立“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及志愿者”的战略部署，此举为社会工作力量深入农村社会治理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性导向。
在响应乡村转型的时代召唤下，作为农民权益的坚定维护者与发声者，农村社会工作应秉持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深入洞悉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精准把握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更为有力地促进乡村社会的转型升级与繁荣发展，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宏伟目标。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推动下，乡村振兴事业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乡村地区的社会工作进展相对滞后。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成都市铁牛村的社会工作项目实践，借助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实际状况，探究其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据此思考社会工作如何在专业领域内进行自我反思与成长。
二、理论框架：因地制宜原则下的农村社会工作理论探索
（一）核心概念
1.农村社会工作
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定义存在多元化理解。钟涨宝教授认为农村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依托农村社区，协同合作，动员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目的是在强化预防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村民福祉，实现农村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王思斌教授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可分为“为农村的社会工作”和“在农村的社会工作”。“为农村的社会工作”解决农村生活问题，推动发展；“在农村的社会工作”是乡村地域的社会工作实践，强调地域性与针对性。本文将农村社会工作界定为“在农村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以农村需求为导向，运用专业技巧，与农村政府合作，动员居民参与，改善农居环境、提升生活及优化服务。
2.未来乡村
未来乡村的构想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逐渐孕育并发展起来的。浙江省作为先行者，早已涉足未来乡村的探索与实践。在2019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初现“未来社区”的构想，并配套颁布了相关试点方案。并启动了未来乡村建设的试点工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与工作方案，全面推动了未来乡村的构建与发展。在学术研究领域，诸多专家也对乡村发展进行了深邃剖析，勾勒出未来乡村的发展愿景与路径。在《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中指出未来乡村将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深度融合的综合体，是有中国式现代化特点的新型乡村。在政策层面，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未来乡村的建设设定了清晰的总体目标与核心任务，并通过密集出台各类政策措施与实施方案，全方位推动未来乡村的蓬勃发展。
（二）理论基础
布迪厄将场域视为“一个由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结构”。在现代社会架构中，社会整体是由众多具备相对独立性的小型社会单元所构成，这些单元实质上又形成各自独立的场域。每一场域都遵循其独特的运作逻辑与规范体系。场域理论的核心聚焦于场域、惯习与资本三者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
依据布迪厄的定义，惯习是一种“根深蒂固且具备转换能力的潜在行为倾向体系”。这个体系并不是全然无意识的，它根植于记忆与习得之中，依据具体现实情境而展现的行为模式。布迪厄强调，“惯习”既是与客观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体现，又兼具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双重特征；同时，惯习蕴含着历史深度，展现出开放性与能动性。资本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所有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源类型，包括经济资本（即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文化资本（其表现形式涵盖主体化、客观化及制度化三种形态），以及社会资本（即一个社会或群体所拥有的现实或潜在资源总和），各类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在此框架下，场域是为外部行动者在其特定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惯习反映了个体在其所属场域中，通过社会化过程所培养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个体内心的情感倾向；资本是驱动场域内行动者竞争与合作，赋予场域活力与动力的资源综合体，具体涵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三大维度。社会工作者所置身的工作环境，正是这一理论框架下的场域所在；社会工作者通过在场域中的学习与适应，所形成的特定行为观念，就是个体惯习的生动体现；而社会工作机构所持有的经济、文化及社会资本构成了其在场域中博弈与合作的资本基础。
由于社会工作的外来特质与本土实际制度、文化等环境之间存在显著的不适应性，众多学者已明确指出，在中国乃至更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出现了所谓的“水土不服”现象。费孝通学者通过其深入的田野调查，依据空间特征区分了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以及小城镇（集镇）社区，并揭示出这些基层社会相较于其他领域展现出独特的特性。目前，在结合农村场域与社会工作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减贫、脱困及本土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成果，然而，对于乡村转型过程中社会工作的探索尚显不足。因此，场域理论的引入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转型领域开辟了一个新颖且富有洞察力的视角。
（三）理论应用
鉴于实施空间的独特性，社会工作者针对乡村情况、其居住者及村居中各类主体的服务供给，以及对村居环境中关于生态环境与相关资源的调研，发现上述各方面关系均与场域理论展现出高度契合性。因此，本研究融合场域理论的三大核心理念，即场域、惯习与资本，系统分析农村场域内不同主体、文化生态及资本结构的现状与问题，并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三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分析：首先，在场域维度方面，本研究将致力于剖析农村场域内村民居住地的物理空间布局及其与生活社会空间的交织特征，以期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其次，在惯习维度上，本研究将细致考察村民间的行为互动模式、村居民所秉持的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惯习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影响并作用于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效果。最后，在资本维度层面，本研究将全面评估农村场域内社会组织的数量规模、村委会所掌握的经济资本状况、社会工作领域内的专业资本积累水平，以及村居者个体的资本承载能力。通过这些评估，旨在深入了解农村场域内的资本分布与运用情况。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考察，深入揭示农村社会工作在介入未来乡村这一复杂且多变的实践空间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同时，本研究还将致力于总结提炼出有效的策略与方法，以指导社会工作如何充分调动场域内的多元行动主体，共同探索并走出当前的困境，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
三、实践逻辑：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未来乡村”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以场域理论为基础，深入参与观察铁牛村的新老变化、实施对比研究，并对铁牛村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服务对象及评估专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全面剖析社工在乡村建设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聚焦于铁牛村这一具体建设场域，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社会工作实务在农村场域、惯习、资本等多重维度中的运作机制及其相互关联。进一步地，本研究探讨了社会工作如何巧妙融合其非营利性质与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以适应并追求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从而构建出独具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此举不仅丰富了社会工作理论在农村地区的实践应用，更有力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深入发展。
（一）场域理论下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要素分析
1.场域下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要素分析
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模式，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铁牛村的前期投入主要依靠政府通过政策性支持，积极促进社会工作行业在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优势发挥。在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双方均享有一定的话语权。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村民的需求与问题日益增多，单纯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已难以满足农村改革创新的需求，同时农村社会工作逐步发展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鉴于此，铁牛村引入了“村集体+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的模式，邀请各方参与，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并积累农村社会工作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此外，多元化的购买形式能够丰富社会服务的供给，降低社工机构对政府的依赖，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需要紧密契合当地的人文价值观，深度融入本土环境，灵活开展更为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提升服务效率与效果。
2.惯习下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要素分析
社会工作者的惯习结构在社会工作领域中不断演变，受到法律、伦理和个人性格的影响，使得每位工作者的实践都具有独特性。在农村社会工作领域，社会工作者的个人惯习会影响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开展。而服务对象个人惯习也直接决定了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模式的构建类型。由于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源自西方的学科体系，其原有的专业价值与本土服务对象的认知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当社会工作被引入并嵌入到某一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时，必须构建并发展一套适用于本土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模式。这一过程并非对原有专业价值与理论的简单否定或摒弃，而是在充分尊重并保留其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的人文环境和服务对象的个人惯习，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与优化，以期达到与本土发展模式的高度契合。由于农村这一特殊的场域，本土社会惯习这一范畴，不仅涵盖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元素，还深植于本土社会的种种习惯之中。若社会工作脱离实践土壤，仅凭空谈理论，将无法经受社会的严格考验，进而丧失其作为实务服务存在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因此，社会工作需要深入洞悉本土社会惯习，同时，还需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与本土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与本地居民构建起稳固而专业的关系纽带，营造积极向上的实务服务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催生更加优质的服务成果，充分彰显社会工作实务服务的深层价值。
3.资本下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要素分析
渠道与网络的构建作为社会工作深植于本地土壤的核心要素，社会资本通过交流与合作搭建社会工作渠道与网络，特别是农村社会工作依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然而，这种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植于复杂多变的社会互动之中，需要经历长期而深入的社会实践才能形成。在经济资本方面，我国的社会工作服务在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购买已成为社工机构发展的关键资金来源，并为其在地方提供优质服务提供了必要的服务场地，以保障机构的顺畅运行。符号资本紧密关联于社会工作机构的声誉体系，随着农村改革和政府政策的推动，社会工作机构数量增加，机构间竞争加剧。为获取政府支持和购买服务的机会，各机构必须提升竞争力，强化专业性，构建紧密贴合本土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到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实务模式，确保能够在实际操作中高效运行，并有效解决本土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场域理论下农村社会工作实务要素间的关系与作用
政府是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采购者，它的服务具有普惠性和公共性。在我国现行制度下，社会工作机构和企业均在政府的领导下运营，并遵循其政策方针。社会工作者既是执行局部公益服务的代表，也是依赖工作谋生的个体。他们的服务方式受机构服务来源、个人及专业价值观、政府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随着铁牛村建设的推进，村民的社会需求与问题逐渐显现，政府传统的单一购买服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需求。因此，企业等其他购买方的服务购买方式逐渐受到业界的关注。在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领域中，政府、企业等购买方、资源提供方、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六大核心要素，各自在不同领域内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模式构建的核心基础。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政府拥有的资源最多，民办社会工作机构需要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从价值观层面来看，政府与社会工作组织均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在实际操作层面，社会工作实践需要注重长期的服务效能，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服务对象提升自我能力，实现长远发展。在政社合作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工作机构在民生改善与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持续推进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进程。通过竞争与择优机制，间接引导社会工作机构优化服务，进而促进政治与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断完善。但目前社会工作服务周期较长、效果显现较慢，与政府追求的立竿见影的成效之间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的理念碰撞与概念冲突。
图1 场域理论分析框架
在乡村社会工作机构中，政府主要承担资金、政策和场地等关键资源的供给，资源合作方提供技术支持、人力资源、场地资源和信息资源等职能。在此背景下，场域理论能够促进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基于场域、惯习和资本等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构建一套场域理论分析框架显得尤为必要，以引导社会工作实践的深入发展。
如图1所示，在实践本土化的实践空间中，“场域”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作为实践活动的平台，对实践过程产生深刻影响。“惯习”则构成了实践过程的逻辑基础，表现为一系列习惯性行为的集合。“资本”则作为推动实践的关键工具，促进各项实践活动的顺畅进行。“场域”“惯习”与“资本”三者相互促动。首先，场域对惯习具有制约作用，即实践空间内的各种规则、文化和制度等因素，会引导并规范惯习的形成与发展；其次，惯习亦能形塑场域，通过个体的行为选择与实践活动，不断塑造并改变着实践空间的面貌；再者，惯习在资本的运作中发挥着关键的能动性，能够影响资本的分配与使用方向；同时，资本作为实践活动的驱动力，不仅指引着惯习的发挥，还通过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保障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最后，场域对资本同样具有制约作用，确保资本在实践空间内的合理流动与有效运用。
四、创新路径：探索农村社会工作在“未来乡村”的新模式
（一）铁牛村简介
铁牛村地处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西来镇境内，东邻大同村，南接邛崃、新安、宝林，西界青山村，北毗残城村。该村总面积9.59平方公里，下设12个村民小组，共有1073户，总人口为3634人。铁牛村依托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坚实的田园产业基础以及成熟的社区治理架构，致力于探索规划、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以及共享经济的新途径。良好发展前景吸引了超过60名常驻新村民和300余名季节性“新村民”返乡创业和投资兴业，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充分利用其千亩鱼塘、万亩果园以及徽派建筑的独特魅力，深度挖掘了全村9900亩优质柑橘、1400亩猕猴桃和1000亩渔业资源的潜在价值。得益于水美新村项目的推进，助力构建了一个宜居宜业、环境优美的乡村，成功实现了以水资源丰富环境、以水景美化景观、以水产业促进经济收入的多赢局面。
（二）场域理论下社会工作介入铁牛村的新模式
在场域维度上，深入剖析农村场域内部村民居住地的物理空间布局特征，以及该布局与生活社会空间之间的交织关系，揭示两者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在惯习维度方面，细致考察村民之间的行为互动模式，审视村民所坚守的文化习俗，探讨社会工作专业习惯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对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效果产生作用与影响。在资本维度上，全面评估农村场域内社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村委会所掌握的经济资本状况、社会工作领域内的专业资本积累程度，以及村居者个体的资本承载能力。
1.场域维度
铁牛村村民居住地的物理空间布局特征。铁牛村的老村民们多居住在传统农舍及自建房屋里。这些住宅多坐落于村庄的核心地带或毗邻农田区域，以便于村民开展日常的生产劳作与生活起居。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部分老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但整体上，村庄依然保持着其原始的乡村风貌与田园景色。与此同时，部分本地村民对自家的自建房屋进行了改造升级，成为民宿及度假屋，以供游客及新居民入住。新村民多数选择在铁牛新村居住，铁牛新村采用了徽派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不仅美观大方，还融入了乡村的元素和风格，为新村民提供了一个宜居的居住环境。
在铁牛村，新老居民的居所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在新村民聚居地的中心区域，设立了诸如丑美生活馆、麦昆塔空间站以及铁牛妈妈餐厅等多个村民集聚场所。这些地点是村民们日常交流的场所，也是新老居民间相互融合的纽带。这些集聚点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同时也为社区的和谐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图2 铁牛村村民居住分布图
新老村民生活社会空间交织。在产业融合方面，铁牛村以丑橘产业为核心支撑，秉承“果园变乐园，风景变场景”的产业融合理念，成功将果园转型升级为生态有机种植基地，并拓展开发出了一系列高品质的加工产品及文创产品。产业融合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村庄的经济发展，也为新老村民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在社区营造方面，铁牛村积极采取政府引导、村集体主导、社会组织协同、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大力推进社区营造。村庄已成功举办多届丑美生活节、才艺比拼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促进了新老村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新老村民互动方面，新老村民在铁牛村共同发起成立了村企联合社，对村庄资源进行了统一租赁和高效盘活。每位老村民均成为联合社的股东，每年可享受分红收益。
与此同时，新村民凭借其资本优势、管理经验以及创新思维，在村庄内成功建立了多家涉足乡村规划设计、教育公益、生态农业等领域的社会企业与机构，为村庄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为新旧村民开辟了广泛的合作领域和共同获益的机遇。在文化传承与创新领域，铁牛村成功地保留了诸如传统冶铁、编织、木工等技艺，并将这些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技巧及美学理念巧妙融合，精心制作出一系列既满足当代乡村生活需求又蕴含东方传统美学特色的手工艺品和文化创意产品。此外，该村通过开展乡村美学课程等教育活动，积极培育村民对乡村美学的认识，有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2.惯习维度
乡村治理与振兴，人才是重要基石。铁牛村通过激活乡村公有闲置资产，建立党群服务、社区融合、乡村创新创业、乡村人才培育、游客接待等“五大中心”，以此为依托，成功吸引了60余名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的不同年龄段的多元人才回归乡村，成为新村民。
图3 社会工作与铁牛村振兴的逻辑框架
新老村民间的行为互动模式及其产生的效应。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在经济合作领域，铁牛村组建合作社，培养本地社区组织，以形成内生式的发展动力；联合开展农业项目，构筑了利益共同体，建立了经济合作的桥梁，实现了资源的互补性，进而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升级。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在文化共融方面，将传统技艺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维系集体记忆，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通过音乐会、研讨会、技术培训等活动促进文化交流，消解新老文化隔阂，增强文化认同，催生“传统－现代”融合的新型乡村文化形态；为现代文化注入路径，开展新型文化实践行动，组织数字化传播活动，推动跨代际文化交流，通过传统工艺的知识产权化开发，增进文化生产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新老村民的协作催生了“多元主体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格局。传统以宗族、村委会为中心的权力体系被打破，新村民，尤其是返乡创业者和艺术家，凭借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技术能力获得话语权，形成“文化经纪人”角色。正向增强了治理活力，引入现代管理理念，推动决策科学化。
在新老村民间的行为互动模式、村民所坚守的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工作专业习惯相互交融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铁牛村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模式。该模式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还显著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社会工作专业习惯的引入和应用也为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构建村民自主“主体性乡村振兴”与社工赋能“专业性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3.资源维度
近年来，铁牛村吸引了众多新村民和候鸟村民，他们携资源和创新理念加入。参与乡村规划建设，成立乡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乡村产业孵化、农产品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了铁牛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数量上看，铁牛村社会组织数量众多，规模持续增长。铁牛村村委会通过整合全村资源，发展柑橘、猕猴桃、渔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产业，铁牛村实现了产业融合和经济增长。2022年，铁牛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万元，预计2023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1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元以上。此现象揭示了村委会已经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能够为乡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铁牛村整合当地资源，依据实际情况推动产业发展；打破产业界限，实现三产业融合发展并注重绿色环保。铁牛村依托柑橘、猕猴桃、渔业等资源，以水美乡村、精品林盘、郊野公园为主要发展方向，结合牛旺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有效整合闲置资源，同时联合科技果品协会整合农业资源，与渔业合作社合作整合渔业资源，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将铁牛村打造成为旅游乡村。遵循“绿道+”“果林+”“鱼塘+”的发展思路，对渔果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发展果酱加工产业如果坞、果饮吧等，并打造丑美生活馆、铁牛妈妈的餐厅等消费场所，形成了一批特色品牌如铁牛三宝、稻醴坊等，有力推动了全村由单一农业产业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型。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实施水质优化提升工程，引入高活性生物酶技术，发展100亩生态养殖；同时，扩大铁牛科技果品协会规模，打造200亩有机种植示范区和都市现代农业体验基地。坚持科学规划，构建未来乡村的基本框架；坚持绿色发展，增添未来乡村的美丽色彩。遵循地域特色，传承文化底蕴，依托铁牛村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西来镇聚焦于公园城市示范区的乡村表达方式，以“四个坚持”和“最生态、最美学”为规划设计理念，明确了铁牛村“田园生活度假社区”的总体发展定位，加速推进“城乡共创、社群共生、生态共融、幸福共享”的天府新林盘聚落建设，全力打造成都未来乡村实验区，切实将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和治理效能。
（三）成效分析
本研究从场域理论视角系统考察社会工作介入对乡村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工作通过“空间重构－文化调适－资本转化”三位一体的介入策略，显著提升了铁牛村的治理效能、文化活力与经济发展水平。
1.场域重构：空间治理与关系网络的创新实践
物理空间的重构与功能升级。在居住空间的重组方面，新村民聚居区采用“微聚落”布局模式，6个组团分别围绕公共活动中心分布，与老村民住宅的平均距离从2021年的850米缩短至300米内。这种设计使日常互动频率从每周的1.2次提升到2.8次。在旧房改造项目中，社工机构引入“陪伴式设计”，协助17户老村民完成房屋功能改造，将3处闲置农房改造为“代际共居院落”，解决留守老人照护问题，并开发5间“前店后坊”式民居，实现手工艺生产与销售一体化。在公共空间的活化利用方面，根据丑美生活馆运营数据显示，该空间年均举办活动136场次，参与人次超1.2万，活动包括农产品展销、文化体验和社区议事。同时，麦昆塔空间站创新“时间银行”管理，志愿者可以通过服务积累积分兑换培训课程，目前已形成包含28类技能的共享课程库。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在村企联合社的股权结构上，老村民以土地入股占股，新村民以资金技术入股占股，这种设计确保老村民主体地位的同时激活市场要素。新老村民强关系连接数增加，形成多个跨群体兴趣社群。
2.惯习融合：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的协同推进
文化实践的创新性转型。将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化，在冶铁技艺上，成功开发出三大产品系列：文化创意饰品、园林建筑构件以及教育体验课程。在编织业方面，通过与设计师的合作，编织工艺实现了产品价值的显著提升，进而促进了多位老年从业者的经济收益。新文化形态的培育。铁牛村已举办三届乡村时装节，在2023年吸引参赛者62人，网络传播量破500万次。值得注意的是，老村民参赛比例从首届12%提升至35%。行为模式深层转变，生产方式逐步革新。在社工介入后，通过示范户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可视化的收益对比展示以及建立健全的技术担保机制，村内生态种植技术推广曲线呈现“S型”增长。
3.资本增值：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的系统成效
经济资本的规模提升。产业融合效益，三产收入结构变化：一产业占比下降，二、三产占比提升。铁牛村的企业“果坞”每年加工柑橘的数量高达上百吨，不仅专注于柑橘的初级加工，还积极开发多种柑橘衍生产品，如柑橘果汁、果酱、果干等，丰富了产品线。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果坞”有效带动了当地果农的积极性，并与他们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确保果农的收益稳定，促进了铁牛村柑橘产业的健康发展。收入结构显著优化。过去，老村民主要依赖自给自足和劳务的生活方式，但现在他们的收入来源变得更加多样化，涵盖了土地租金收入、股份分红收益、劳务报酬以及经营性收入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新村民在创业方面也表现出色，他们创办的企业平均存活率高，充分展示了新村民在创业领域的强劲实力和良好前景。
五、结论与展望：农村社会工作在“未来乡村”的美好图景
本研究基于场域理论构建的“场域－惯习－资本”三维分析框架，通过铁牛村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空间重构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社会工作通过物理空间改造与社会网络重组，成功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新老村民互动频率提升，证明“空间邻近性”与：“制度包容性”的协同设计能有效促进社会融合；二是文化转译实现价值共识，社工扮演的“文化经纪人”角色，通过传统技艺IP化、跨代际活动等创新实践，构建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机制”。三是资本转化培育内生动力，“资源－能力－制度”的递进式干预策略，推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良性循环，验证了“资本互嵌”对可持续振兴的关键作用。
乡村建设的路径优化。农村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构筑一个更为完善、高效、便捷的社会服务体系。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未来乡村”升级方向。首先是技术赋能。开发“数字村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村落空间的使用效率进行全方位、实时的监控和管理，最大化提升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线上村民议事平台，拓宽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村民们能够跨越时空障碍，更加便捷地参与村落的治理和发展。第二是制度创新，建立“文化资产账户”，对村落中传统技艺的社会经济价值进行科学、量化的评估，为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创建“村民文化服务积分制”，将村民的文化参与度与政策优惠紧密结合起来，激励更多村民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承活动中来，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第三是金融工具。目前村集体经济的运作缺乏专业化，村级集体可发展“社区基金信托”模式，借助专业的金融管理策略，确保集体收益能够实现长期、合理且高效的分配，从而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金融基础。
农村社会工作的模式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未来乡村的发展迫切需要社会工作实现三重转变，社会工作者应从服务提供者到系统架构师，从问题解决者到价值共创者，再从在地实践者到知识生产者，将地方性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可广泛复制的理论模型。当社会工作深度嵌入乡村场域，通过空间重塑激活社会关系、文化创新凝聚价值共识、资本运作培育内生动力时，“田园牧歌”与“现代文明”将不再是二元对立的选择。这种“专业赋能+社区自主”的振兴路径，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乡村解决方案，更展现了社会工作在构建“人类新文明形态”中的独特价值。未来的农村社会工作，应当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未来生活的共创者。
作者简介：刘金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研究员；王绎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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